林霈仪是开洗衣店的。加拿大中生代大陆移民曾经有“三多”：改行多，男性失业多，夫妻离婚多。霈仪很不幸，“三多”都碰上了。
她和丈夫本来是很好的一对。两人在国内都是中青年学术骨干，1990年代初一起公派来加拿大，又一起留下再没回去。他们是“丁克一族”，不要孩子，但志同道合，小日子过得挺美满。
霈仪在国内时，做过好几年大学英语教师，英语听力、口语都不错，加上心态调整快，很快在政府办的ESL(为母语非英语学生开设的英语教学课程)学校当上了教师。
她先生就没这么好运：自我定位太高，总不肯自降身价，又下不了决心改行，结果就成了“三多”第二多——男性失业多的受害者。他整日呆在家里，难免胡思乱想，再加上心态不好，就出问题了。
问题就出在霈仪供职的英文学校上。那个学校的老师华人少，西人多。西人的行为习惯、礼貌礼节，和华人有很大差异，即便是异性同事，上班见面拥抱以示友好也是很平常的事，并没有什么特别含义，入乡随俗，霈仪也习以为常。有一次霈仪上班忘了带教材，借了学校电话打回家，让先生帮忙送来。
她先生这时已变得很孤僻，每天躲在家里不愿见人，可为了生计着想，终究还是跑了一趟。刚到教室门口，他就看见一个中年白人男士笑嘻嘻跟自己太太交谈，并顺手在霈仪肩头拍了两下。这位先生一向不苟言笑，在国内时连女性手都不怎么握，如今看到自己妻子在异国和一个老外男人拉拉扯扯，既羞且恼，甩下教材，摔门而去。
霈仪一心想着等先生心平气和，再好好和他解释一下，可不解释还好，越解释越糟。随着找工作屡屡碰壁，她先生心平气和的时候也变得越来越少。到了后来，他更变得不愿出门、不愿见人，难得出个门，看见熟人还会马上折返来，等人家走远了再出去。
夫妻之间就更不用说了。每天只要霈仪一进家门，他就开始找各种茬向她发火。他每天在家无所事事，可即便闲着也不肯干家务，必须等到霈仪回家让她做。有一天，两人言语稍不投机，她先生突然暴跳如雷，抄起一把厨刀便冲向霈仪。霈仪身材娇小，在魁梧壮硕的先生面前，宛如狮爪下的一只兔子。此时她一方面觉得寒心，另一方面也开始为自己的人身安全担心，就拿起电话报警。到霈仪33岁那年，两人离婚了，是她先生主动提出的，因为霈仪“背叛、不忠”。
后来教ESL要上岗证了，考上岗证要去培训，得花一大笔钱，霈仪拿不出，只好改行去打小时工，省吃俭用，最后攒钱开了家小洗衣铺，自己当了女老板。
她待客和气，乐于助人，人缘和生意都不错。表面上，这个洗衣铺女老板开朗、快乐，无论何时都是一副笑脸，可大家隐约感到她眼神里一股藏不住的忧郁，人后的她，也总是沉默而孤独的。后来她郁郁而终，社区的熟人们都感叹，或许上苍也不忍心看下去，只好早早把她接走吧。
李文涛原本是个幸运儿。1999年来加拿大，正碰上IT泡沫，热门企业北电到处招工，甚至直接到培训班拉人。李文涛的先生就幸运地进了北电，找到了人人羡慕的高薪专业工，原本学历不高，在国内只是普通工人的李文涛，就心安理得做起了家庭妇女。
但幸福没持续多久，她的丈夫因为喜欢上了另一个女人，决定离婚。
高离婚率是来加拿大的大陆移民一个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。这边有些华文媒体曾经说，近20年大陆来这里的移民，离婚率高达六成，这恐怕夸张，不过 2009年加拿大平均离婚率高达38%，华人移民不可能不受到影响。而且有一份VITF家庭协会的调查报告显示，这十几年加拿大总体离婚率其实一直在缓慢回落，但华裔移民的离婚率却逐年攀升。
没工作、没固定收入和好住处，吃饭都没保障的文涛一下子从天堂掉到了地狱。
加拿大是福利国家，失业有保险，不会饿死人。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失业保险EI(Employment Insurance)是有门槛的，只有从事工作至少一年，工作时间不低于所在省规定下限，而且拥有雇主完整就业记录或工资单的人才能领到，打小时工是没资格申请EI的，因为没人替他们缴纳就业保险金。文涛在别人指点下咬牙做了份低薪正式工，在渥太华大学食堂找了份中厨的工作。这份工又累，收入又低，她做得很吃力，但好歹是份比较正式的工作。一年后文涛终于得以享受EI，并得到免费职业培训的机会。
职业培训是6个月，然后是针对性更强些的就业短训班。文涛选的是护理专业，这行学习门槛低，英语要求不高，一般人都能学下来，而且，加拿大是老龄社会，又没子女养老的传统，因此养老机构都排着长队，很多老人等不起，就只能请私人护理，自己在家养老。因此对护理专业需求量大，找工作也容易。
当然，会很累，工作时间还不固定，有时凌晨四五点就要起床上班，有时又要忙到深夜，劳动强度大，伺候的又是生活自理能力差的老弱病残，但文涛却坚持了下来，她觉得这不仅能让自己衣食无忧，而且能让自己更好地“融入”这里的社会，即便辛苦些也是值得的。
她脸上的笑容渐渐替代了愁容，话也比过去多了。她常说，多亏加拿大的社会福利，从一个原先遇事不知所措的弱女子，变成如今这样一个自食其力，可以憧憬更美好未来的人。
“累脖工”的买房奇迹
华人移民与众不同之处挺多的，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公认的——特别喜欢买房，没房要买房，有房要买大房好房。很多加拿大土著，差不多都快把“华人”和“买房”视作关联词了。
现在的新移民条件好，若在一二线城市有住房，出国前把房卖了，在这边换个条件更好的房子轻而易举。但早前不行，国内房地产还没起来，到加拿大总要先租上几年房，弄不好还得从地下室租起，等适应几年，再逐步升级。先买公寓，住几年钱多了，换联排城市屋(国内叫“联排别墅”)，再攒多些钱，就卖掉城市屋换独立屋(国内俗称的“别墅”)。
技术移民不管在国内是做什么的，初来乍到，人家不承认你的文凭、工作经验，干俗称“累脖工”(一直低着头干活，这脖子还真是累呀！)的小时工养家糊口是难免的，但靠着这个来买房，那就太不容易了，毕竟加拿大的房价也不便宜。
但有一对广州来的移民夫妇，靠打“累脖工”白手起家，几年的工夫就住进了独立屋。与前面故事里的男人不同，丈夫小黄干本行的路行不通，马上去找了份叉车厂开叉车的工作。这份工作特别累人，劳动强度大不说，一开始总轮着上夜班，很辛苦，但好在时薪很高。没多久，妻子伍芳也找了份工，是制衣厂的工作。同样很累，但她还能忍受下来，只是苦了两个人的孩子。
加拿大有加拿大的规矩，12岁以下的孩子，原则上必须有监护人陪着，这里的中小学放学又早，通常两点半左右就放学了，如果没人去接，就只能送到 “课后班”之类地方托管到家长下班，或者让同学家长帮忙接送，可这些都是要花钱的。那时我们社区里有家长肯帮忙接送别人家孩子，每个月差不多要100加元，“课后班”会更贵些，他们不舍得，碰上两口子都上白班，他们的孩子心仪只能自己走回家，一个人呆在租屋里。有时候我们会看见她抱着自己心爱的小熊宝宝掉眼泪，真让人心疼。
好在两个人拼命打工赚钱，节省花钱，很快就从地下室搬出来，转租了一套二居室，没多久就圆了住独立屋的梦，来了个一步到位。又过了两年，这对夫妻又要了第二个孩子，心仪也不会觉得孤单了。
最近大多伦多地区房价飙升，直逼加拿大平均房价水平最高的大温哥华地区，如今的新移民，想重演小黄和伍芳夫妇“累脖工一步到位住别墅”的奇迹，怕是很难了。
病人征男
移民之前，肖征男的先生原本是地质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，典型的知识分子，说是“书呆子”也不夸张，动手能力一塌糊涂，又放不下科学家的架子，结果连小时工也找不到。于是，到了加拿大后，只好靠着英语不好的肖征男打零工赚钱养家。
一开始她只能在小餐馆小超市打工，虽然收入很少，但凭着省吃俭用，攒下些钱来，开了一家中餐馆。在她的辛苦经营下，餐馆的生意越来越好，家里的条件也改善了很多。
加拿大人工费很贵，征男舍不得雇人，丈夫又帮不上忙，只能自己前台后厨一肩挑，再加上操心才三四岁的孩子，很快她的身体便吃不消了，得了种奇怪的感冒。这感冒不怎么流鼻涕，就是总咳得厉害。
征男的家庭医生诊断她患上的是哮喘，就直接给开了药去吃。只是，吃了药后，也没多大作用。来来回回，这一拖就是半年。
征男总觉得有些不对劲，决定好好检查一下，搞清楚究竟怎么回事。这时家里也有些积蓄了，她就和先生商量，先把小店关了，专心治病。在辗转了几家诊所，看了好几位专科医生，轮候了好几次体检后，病因终于查出来。看到结果，全家都惊呆了：肺癌晚期。原本她可以更早发现的，但是在加拿大特殊的医疗体制里，一切都被耽误了。
虽然如今科学昌明，加拿大也是医学发达的国家，但肺癌还是高死亡率的癌症，何况是晚期。
征男是个坚强的女人，化疗做到一根头发不剩，戴个帽子照样到处跑，外人一点没察觉她是个癌症晚期病人。去探望她的人见到她形容枯槁、身体憔悴，都忍不住哭了，她反倒安慰对方。到了最后的日子，她已痛到开不了口，却还是用微笑来安慰人们，用简单手势鼓励亲友们珍惜生命，好好生活下去。
但最终，征男还是被病魔带走了，那一年，她才40岁。
博飞原希望通过跨境婚姻，改变自己的命运。
在大陆一家外企工作了十年之后，她通过朋友，认识了一个台湾中年男士，两人电话传情，彼此感觉不错。1999年底，连亲也没相，面也没见，她就匆匆踏上了赴台结婚的旅程。结果，见光死。对方把博飞想象成自己的大陆美女，但她偏偏不是：五官普通，皮肤黝黑，五短身材，加上内八字罗圈腿……于是，两人连真正法律意义上的婚都没结，就“离”了。不肯认命的博飞在2000年冬天踏上了飞往温哥华的班机，希望“撞”个合适的加拿大人嫁了。
为了尽快觅得适婚人选，博飞整天泡在夜店，一心为 “奇遇”创造条件。一个月工夫，便 “撞上”加拿大公民杰森，两人闪电结婚，博飞也顺理成章地获得了移民资格。当然，因为用假结婚方式达到移民目的者实在太多，加拿大移民部门对这一块卡得越来越紧，如今可没这么容易了。
博飞根本就不了解杰森。结婚后才知道，他并不像看上去那么体面，不仅穷，有大麻瘾，而且还有暴力倾向。结婚头一天，博飞就挨了平生头一次“家暴”，此后隔三差五的，“家暴”成了家常便饭。
加拿大对妇女、儿童的保护是不遗余力的，不仅警察会介入，妇女组织也会跟进，竭力向受害者提供保护，不会像中国抱有“清官难断家务事”想法，但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常常成为移民的大麻烦。博飞很幸运，居然用法语成功求助，在一个妇女保护组织帮助下，费尽周折，和杰森离了婚。
虽然保住了自己的加拿大合法移民身份，可除此外她一无所有——没工作，没家庭，没本地承认的学历和职场经验，正式登陆时间短，工卡、医保都没下来，有的只是梦想幻灭后，身心的遍体鳞伤。
博飞选择了再度远走他乡：南下美国加州，给人当家庭护理。这时她已不敢再奢望能“撞落”幸福了，偏偏此时，幸福却“撞”到了她。一次她用轮椅推行动不便的雇主去中餐厅用餐，不小心将邻座一白人青年的碗碰落摔碎。这位男子不但没生气，反倒关切地问有没有伤到她。
攀谈后博飞发现，这位叫墨菲的白人男子居然是加拿大温哥华人，虽然学历不算高，工作也不能说特别理想，但为人善良忠实，工作稳定，收入也不算低，是个可依靠的对象。墨菲不知是被博飞身上神秘的东方色彩吸引，还是被她本人的诚意所打动，决定把博飞当做他感情的归宿，原本一直困扰博飞的相貌问题，竟一点也不构成障碍。
他们双双回到温哥华，墨菲很快找到工作，博飞则踏踏实实做起主妇。回加拿大前，她说服墨菲用积蓄在美国买了一套房出租获利，回国后暂时租墨菲母亲的房过渡。和大多数北美人一样，墨菲能挣会花，原本不是个擅长理财、攒钱的人，如今娶了博飞，财政状况登时改观，一年后就买了自己的房，过上了安稳的日子。很快，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，一个中西混血的可爱女儿。
如今的博飞一家日子过得其实也很平凡，但丈夫对她疼爱呵护，女儿也对她贴心顺服，昔日的心灵创伤，早已不医而愈了。
